美國故事2則 by 楊照

我不喜歡台灣政治人物的原因，是他們總表現不出自己的特色或觀點，反而多淪為政黨的麥克風，為了極端立場的爭鬥大聲吶喊著，失去了自己的步伐與理念。楊照的這兩篇文章讓我們看到政治人物的對立與忍讓，還有不夠資格稱作政治人物的人如何被後世看待，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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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對照與反轉
文／楊照

美國開國元勳中，漢密爾頓和傑佛遜長期對立，而且他們確實有對立的深刻理由。

傑佛遜出身莊園主人，他熟悉的，是農業環境，是原始的北美殖民地狀況。革命之後成立了美利堅合眾國，傑弗遜對「合眾國」認真嚴肅以待，認定這個新國家應該堅持十三個舊殖民的既有自主地位，所以十三州才是國家權利主體，聯邦政府相對沒那麼重要，也就不該擁有太多權力。而且傑弗遜想像的美國，應該保持農業牧歌氣氛，有別於歐洲，尤其是英國的發展方向。

漢密爾頓呢？他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父母甚至沒有結婚，十八歲時，他給紐約的報紙寫了一封投書，描述了家鄉小島受到暴風雨襲擊的情況，靈活精采的文字吸引了紐約慈善家的注意，出錢讓這個偏遠地區的優秀青年到紐約求學，漢密爾頓才得以踏上北美大陸。

漢密爾頓不屬於任何舊殖民地，他不可能任同十三州中的任何一州，相反地，他對新成立的美國充滿熱情。他要看到美國聯邦強大，也就不會希望各州擁有太大的分權空間。漢密爾頓想像中強大的美國，要能跟歐洲老牌國家競爭，因此美國必須趕緊迎頭趕上發展工業，不能停留在低階農業生產狀態。

這兩個人，在制憲會議上正面衝突對決。儘管漢密爾頓執筆寫了鏗鏘有力的『聯邦主義者文件』，然而在實際政治角力上，畢竟是傑弗遜代表的分權派占了上風。具體通過的憲法，讓漢密爾頓大失所望。制憲後選出的第一任總統，是漢密爾頓的老闆華盛頓，於是漢密爾頓反而成了這部美國憲法最早的執行者。

一七九０年代，在華盛頓的支持下，漢密爾頓重整了美國聯邦財政，將各州的債務收攏來統籌處理，並且開始發行聯邦公債。一八００年，漢密爾頓的老對頭傑佛遜當選總統，上任之後沒多久，傑佛遜給內閣財長的重要任務，就是檢討漢密爾頓設計的財政制度。傑佛遜身邊的人都知道，這個命令背後預藏的目的，是要揭露漢密爾頓的「魯莽與錯失」，可是送到傑弗遜桌上的報告卻開宗明義說：「這是建構過的系統中最接近完美的一個」。

傑弗遜接受了這個結論，繼而他成為真正操控運作漢密爾頓財政制度的第一個總統。

在所有美國開國人物中，除了華盛頓以外，就屬傑佛遜和漢密爾頓的抗衡故事，最受歡迎，最常被一再傳述。因為這裡面有著讓故事吸引人的一項核心素質──戲劇性的對照與反轉。這兩個人有著相反的信念與主張，然而當他們手上握有真實權力時，漢密爾頓執行運作的，是傑弗遜設計的憲法；而傑弗遜執行運作的，卻是漢密爾頓設計的財政制度。兩個人不只對抗，而且換位糾結。

這樣的故事，不只逗人興趣，而且可以從中刺激出許多人生聯想，讓聽故事的人自己去發展關於各種不同主題的教訓──關於個性、關於身份、關於命運、關於制度、關於責任、關於歷史把玩作弄人的模式。

沒原則的人釀造的政治災難
文／楊照

一八００年，剛成立不久的美利堅合眾國要改選總統。那時候的選舉辦法還很簡陋，也就還有很多漏洞。例如，那時候還沒有總統、副總統搭檔競選的明確辦法，而是由得到最多選舉人團票的候選人當選總統，得次高票的就是副總統。

那年，原本執政的「聯邦黨」嚴重分裂，黨內跟「國父」華盛頓關係最密切的漢密爾頓，發表了一本五十四頁的小冊子，從頭到尾只講了一件事──攻擊當時的總統亞當斯有多糟。漢密爾頓的攻擊，在加上亞當斯自己的怠惰（擔任總統期間，他甚至很少去首都，一直留在家鄉麻州），讓亞當斯和「聯邦黨」選舉中一敗塗地。亞當斯的得票甚至掉到第三名，最高票的前兩名，都是對手「共和黨」的。

「共和黨」原本規畫傑佛遜競選總統，希望另一個候選人布爾（Aaron Burr）爭取副總統位子。沒想到，選舉人團票開出來，傑佛遜竟然跟布爾同票！

依照憲法，如果候選人得到一樣的選舉人團票以致無法選出總統，就由聯邦眾議院就兩位同票人選進行投票。眾議院票投了，結果是──傑佛遜三十五票，布爾三十五票！

怎麼辦？除非有眾議員明確地改變主意，不然美國總統就難產，連帶就會有聯邦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憲政危機。關鍵時刻，德拉瓦州選出的一位眾議員，抽回了原先對布爾的支持，改投傑佛遜，靠這一票讓傑佛遜當選總統。

戲劇性解決憲政危機的，靠的不是傑佛遜自己的力量，使上全力影響德拉瓦議員轉向的，是害聯邦黨分裂的漢密爾頓。

歷史上只能如此記載──漢密爾頓幫助傑佛遜當選了美國總統，如果不是漢密爾頓那本五十四頁的小冊子，傑弗遜不見得能贏過亞當斯，更直接的，如果不是漢密爾頓的運作，說不定總統位子就落在布爾的手中了。

然而這樣的歷史記載何等古怪、何等諷刺！那個時代，誰不曉得這兩個人──傑弗遜和漢密爾頓，是最尖銳的政敵？這兩個人，處處衝突處處對抗，而且他們的衝突對抗不止於個人關係層次，更牽涉到最深刻的價值信念差異。

漢密爾頓是個「大聯邦主義者」，積極擴張聯邦政府的權力，傑弗遜卻是個死硬的「各州分權主義者」，絕對看不得聯邦權力擴張凌駕於各州之上。漢密爾頓主張美國要發展工業，傑弗遜卻夢想將美國打造成農業莊園天堂。漢密爾頓支持廢奴，傑弗遜自己就是蓄養了大批黑奴的莊園主人。

漢密爾頓怎麼會幫傑佛遜當選總統呢？漢密爾頓運作眾議院投票最主要的理由──他討厭傑佛遜相信的所有原則，但之所以有那麼強烈的對抗與衝突，因為傑佛遜的信念清清楚楚。布爾呢？他根本不知道布爾相信什麼！

對一個缺乏內在原則的人的害怕，刺激了漢密爾頓寧可幫助自己的大對頭去當總統。歷史後來的發展，證明了漢密爾頓的選擇應該是對的。一部分的証明，來自於傑佛遜總統任內的表現，還有一部分，卻是來自漢密爾頓本身的悲劇。

所有人都知道漢密爾頓運作讓傑弗遜當選總統，他和布爾的樑子當然就越結越大了。選總統的前一年，漢密爾頓的大舅子就曾經跟布爾起過嚴重衝突，弄到兩人必須決鬥來衛護自己的尊嚴。那個年代，決鬥還是處理男人間爭端的重要手段，尤其如果爭執過程任何一方覺得自己的尊嚴受到傷害的話，會提出決鬥的要求，另一方如果不想被嘲笑的話，也就不能不接受決鬥的挑戰。

決鬥的形式，就像電影裡還看得見的，通常是清晨時分，雙方各帶著見證人到場，握著槍背對背站立，然後一起跨開一定的步數後，回頭射擊。決鬥中每個人只能發射一科子彈，所以決鬥的結果，有可能兩人都中彈，有可能其中一人中彈一人沒被打到，也有可能兩人都沒中彈沒事。決鬥的不成文規定，如果都沒打中對方，那就應該有風度地握握手，將導致決鬥的理由拋置腦後，等於解決了爭端。

漢密爾頓的大舅子和布爾的決鬥，就是以兩人都毫髮無傷，握手言和收場的。事實上，那個時代的決鬥，有越來越多比例得到這樣的結果。並不是那個時代的人槍法越來越差，而是決鬥的形式意義逐漸超過實質意義，氣不過時男人還是挑釁地叫人家來決鬥，可是稍稍冷靜了，就不見得真想為了那一點衝突取人性命或勇敢赴死。決鬥如果只是大家保有面子的辦法，那最好就有默契地讓槍打偏，這樣面子有了，更保住了生命的裡子。

一八０四年，副總統布爾任期即將屆滿，他估計自己很難得到共和黨和傑佛遜的支持提名連任，決定回到他崛起的基地──紐約，競選州長。大出布爾意外，他以為應如探囊取物的州長寶座竟然被對手奪走了。惱羞成怒，舊恨成新仇，布爾公開宣稱，自己紐約敗選，也是漢密爾頓在背後搞鬼所致。

讓布爾不能當選總統，漢密爾頓從沒否認過，但紐約州長選舉他還真沒插手。被這樣冤枉指控，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漢密爾頓訴諸決鬥來衛護自己的清白。

宿敵積怨，只剩下決鬥能處理了。決鬥場上，漢密爾頓與布爾跨開大步，回身，漢密爾頓槍口朝上，把子彈射向了天空，然而，布爾槍口射出的子彈卻打進了漢密爾頓的身體，取走了他還未滿五十歲的生命。

漢密爾頓有充分理由視這場決鬥為形式性的。布爾明明知道自己造謠理虧，也就明明知道決鬥的意義何在。而且在跟漢密爾頓大舅子的決鬥中，布爾就是用故意打偏的方式讓彼此下台的。所以漢密爾頓想都沒有想過要將子彈真正射向布爾。

漢密爾頓錯了。他忘記了自己當年的重要判斷──布爾是個沒有原則的人，布爾的行為是無法預期的。這個錯誤斷送了漢密爾頓的性命。

傑佛遜和漢密爾頓吵架吵了一輩子，然而當布爾出現時，這兩個人卻顯得再接近再相似不過，他們都是美國開國元勳，都是有原則有貢獻的人，布爾卻只以害死漢密爾頓的身分留名在歷史上。

政治上沒原則沒信念的人，破壞力之大，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啊！

宴宴──「仲父先生好走！」----節錄自中時副刊

                                                                          曉風

     1

    宴宴兩字原是指安息閒逸，但和怠惰散漫無所歸心的那種閒法不同。和當今休閒達人又賽車又彈跳的「劇烈休閒」也不同。宴宴前面會常加上「言笑」兩字，成為「言笑宴宴」。這種言笑宴宴的主詞向例是溫潤的君子或博學的師長，宴宴其實是成熟人格所散發出來的安定馥郁的果香。

     不過，「宴」這個字後來就和「吃飯」變成一體了。看到「宴」我們就想到「盛宴」「酒宴」「宴會」。字詞字義的流轉變化只要是自然的，大家也就無可奈何。

     不過，如果在舒放安適的宴會中，著一位寬衣博帶言談中節的藹然長者，倒真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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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去年十月裡有一場盛宴，而我，也承邀了。

     我卻抗拒不肯去，為了某種可笑的虛榮心。原來，這是重陽節文藝界的敬老大會，我還不肯承認自己老了，所以賴著不想去，自以為彷彿只要不去就不會老似的。

     但孫越卻勸我參加，他說，好多老朋友，平時都見不到面，一來這兒全見到了。我同意這是個好理由，於是忘了自設的禁忌，欣然赴會。

     赴宴之日我其實是從課堂趕過去的，稍稍遲了一些，好在也擠下去了，並且坐在孫如陵先生（筆名仲父）的那一桌。孫先生這人奇怪，五十年前，他才四十多歲，但看上去卻並不顯年輕，如今他九十多了，卻也不顯老。加上敘事辨理之際條陳縷析，剴切分明，跟他談話簡直是種享受。

     3

     我和孫先生其實隔了三、四個座位，但飯吃到一半我要求同桌的朋友容許我「借座」一下，我想請教一點資料。那天我想問的是邱楠先生（言曦）的舊事。邱先生走得早，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有此號人物，我卻刻意在文建會安排的演講裡介紹此人。邱先生當年大部份的作品都在孫先生主編的中央副刊上發表（那年代，中副是最亮眼的文學舞台），問他應該問得出些底細來。

     「說到邱楠，我倒並不熟知他的個人背景。不過，有個笑話倒可以講給你一聽。」

     哎，這真是十分典型的「孫氏開場白」，他的談話一向如果不以笑話開始，也必然會以笑話結尾。

     「這邱楠，當時在中廣公司做事。有一天，他的上司跟他說『最近有個言曦，文章寫得不錯哦！』邱楠回道：『嗯，我看也平常！』他的上司不太高興，於是找人吐苦水說：『這邱楠，也太傲了，我說言曦文章寫得好，他竟然說，我看也平常。』人家才告訴這位上司說：『你叫他怎麼說？言曦就是他的筆名嘛。』他的上司才恍然大悟。」

     孫先生講笑話慢條斯理，並沒有誇張的口氣或手勢，但他的貴州國語卻字字抑揚頓挫收放自如，且他的笑話又往往皆是實事，所以格外有趣。如果偶爾語涉黃色，也必然是淡淡的淺黃，不令女客尷尬。他當年號稱「四大名嘴」，也不是浪得虛名。至於其他三名嘴一個是王大空，一個是王藍，一個是何凡，如今四大名嘴皆己作古，令人不勝唏噓。名嘴雖不是什麼正經禮讚，現在回頭想一想，卻也是「智慧」、「閒暇」、「氣度（彼此不防範）」、「捷才」、「幽默」、「廣知識（不是狹窄知識）」的總和。當然，最最重要的是，有一群聽懂他們的雋語妙言而為之絕倒的聽眾。如果碰到杜正勝那種「三隻小豬」，什麼名嘴也都啞口無言了。

     五○年代的文人，其實多少有點像魏晉南渡的王謝子弟，但他們除了優雅閒定之外，比古人更多了一份對國家民族的擔當，而且他們基本上都不做官，只是戮力於文化──而這一點，正是台灣在遭受政客二十年千刀萬剮之後仍能保持一點元氣而未倒地的道理。

     言笑宴宴的長者去了，希望言笑宴宴的場面仍持續──千年萬世不散的流水宴席是可以開下去的，只要仍有人在氣定神閒的說，有人在氣定神閒的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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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仲父》孫如陵 睡夢中走了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2009/01/31

資深作家、前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孫如陵，大年初二夜間於睡夢中辭世，享壽九十五歲。

孫如陵貴州松桃縣人，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民國卅八年來台，原決定回大陸到李彌軍團。上船前一天，念書時的系主任馬星野在台籌備中央日報，力邀他加入。他為此退掉船票，幾天後，大陸淪陷。

民國五十年起，孫如陵主編「中央日報副刊」廿多年，這是中副黃金期，許多年輕人的文藝啟蒙便從中副開始。

去年十月，孫如陵以高齡九十四歲出版「副刊論：中央副刊實錄」一書，暢談他經營副刊的理念。孫如陵形容他對副刊的期望是「尺幅之內，有千里之觀」。

為了大眾化，他首倡「不用文言」，甚至退了陳立夫的稿子。然而收到當時默默無名的朱西甯作品「狼」時，他卻扣下所有短稿，首創整版副刊只登一篇小說，讓朱西甯一砲而紅。

現在副刊流行的小方塊文章，也是孫如陵所創。他以筆名「仲父」撰文，「仲父」其實便是「中副」諧音。孫如陵拔擢朱西甯、司馬中原、張曉風、隱地等作家。他選刊留學生批評台灣的「人情味與公德心」，引發台大學生「自覺運動」。

孫如陵擅於下標，他將徐鍾珮的散文「中正橋上看落日」改為「川端橋上看落日」，在禁忌年代巧妙避開忌諱。

轉錄--歐巴馬將步上馬英九後塵

我喜歡篇文章的態度

布希執政以後帶來的亂象，跟布希後來還連任了，始終讓我感覺美國跟台灣真有點命運的相互映照感，就好像金球獎是奧斯卡獎的風向球，有樣學樣似的，這種命運的鏡子實在非常有趣。因為這樣，我認為歐巴馬一定會當選，歐巴馬當選後，會跟李明博、馬英九的命運一模一樣。

完整版請看這邊

鄧亞萍 世界冠軍的懸樑歲月

奧運電視新聞讓我看到了好久不見的桌球女王鄧亞萍，她退休那年只有24歲。10年過後，擁有4面奧運金牌的她已經是國際奧委會的委員，也是北京奧運的奧運村新聞發言人。而當年那位球場上的小巨人卸下戰袍之後是如何努力地在球場外爭得一片天呢？「目瞪口呆」比「五體投地」更貼近我看完這篇文章的反應。鄧亞萍，真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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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亞運會、世乒賽和奧運會的冠軍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滿貫，那麼清華獲得學士學位、諾丁漢大學碩士畢業和取得劍橋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項大滿貫。                             ——鄧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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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退役進入清華大學，2001年拿下學士學位，同年9月進入英國諾丁漢大學，2002年12月12日，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鄧亞萍用求學路上一路奮鬥的故事講述了一個世界冠軍求學的懸梁歲月……    

清華：從寫26個英文字母開始

    “臨近退役時，我便開始設計自己將來的路，有人認為運動員只能在自己熟悉的運動項目中繼續工作，而我就是要證明：運動員不僅能夠打好比賽，同時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哪天我不當運動員了，我的新起點也就開始了。”鄧亞萍說。    

    “1996年底，我被薩老提名為國際奧委會運動委員會委員。我明白，這既是國際奧委會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嚴峻的挑戰。奧委會的辦公語言是英語和法語。然而，這時我的英語基礎幾乎是零，法語也是一竅不通。面對如此重要的工作崗位和自己外語水平的反差，我心裏急得火上房。”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結束後，鄧亞萍以英語專業本科生的身份初進清華時，她的英文幾乎是一張白紙，既沒有英文的底子，更別說有口語交流的能力。    

    “懷著興奮而又忐忑的心情邁進清華大學。老師想看看我的水平——你寫出26個英文字母看看。我費了一陣心思總算寫了出來，看著一會兒大寫、一會兒小寫的字母，我有些不好意思——老師，就這個樣子了。但請老師放心，我一定努力！”    

    “上課時老師的講述對我而言無異于天書，我只能盡力一字不漏地聽著、記著，回到宿舍，再一點點翻字典，一點點硬啃硬記。我給自己制定了學習計劃：一切從零開始，堅持三個第一—從課本第一頁學起，從第一個字母、第一個單詞背起；一天必須保證14個小時的學習時間，每天5點準時起床，讀音標、背單詞、練聽力，直到正式上課；晚上整理講義，溫習功課，直到深夜12點。”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學習，鄧亞萍幾乎完全取消了與朋友的聚會及無關緊要的社會活動，就連給父母打電話的次數也大大減少。為了提高自己的聽力和會話能力，她除了定期光顧語音室，還買來多功能復讀機。由于總是一邊聽磁帶，一邊跟著讀。同學們總是跟她開玩笑：“亞萍，你成天讀個不停，當心嘴唇磨出繭子呀！”“但我相信：沒有超人的付出，就不會有超人的成績。這也是我多年闖蕩賽場的切身體驗。”    

    學習是緊張的，每天的課程都排得滿滿的。除學習之外，鄧亞萍每周還要三次往返幾十裏路到國家隊訓練基地進行訓練，疲勞程度可想而知。    

    “每天清晨起床時，我都會發現枕頭上有許多頭發，梳頭的時候也會有不少頭發脫落下來。對此我並不太在意，倒是教練和隊友見到我十分驚訝：‘小鄧，你怎麼了？’我說：‘沒什麼，可能是學習的用腦和打球的用腦不一樣吧。’”    

    “雖然都是一個‘苦’字，但此時的我卻有不一樣的感受：以前當運動員，訓練累得實在動不了，只要一聽到加油聲，一咬牙，挺過來了；遇到了難題、關坎，教練一點撥，通了；比賽遇到困難，觀眾一陣吼聲，勁頭上來了，轉危為安。但讀書呢，常常要一個人孤零零面壁苦思，那種清苦、孤獨是另一種折磨，沒意志、沒恒心是堅持不下去的。”    

    為了更快地掌握英語，幾位英語老師建議鄧亞萍到國外去學習一段時間，在他們的熱心幫助下，經清華大學和國家體育總局批準，1998年初，剛在清華讀了幾個月的鄧亞萍作為交換生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突擊英語。   

劍橋：每天淩晨5點起床攻讀

    1998年2月26日鄧亞萍懷著復雜的心情，飛向劍橋。對她來說，這自然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但卻又是一個艱難的起步。    

    “第二天就是開學上課的日子，全班一共9個同學，教室不大，9張課桌椅向著黑板，擺成半圓形。老師先讓大家做自我介紹。接下來給每人發了兩張講義就開始講課，課堂上沒什麼紀律，講解方式也很隨意，老師一邊講課，同學們一邊七嘴八舌地搶著回答問題。我在雲山霧罩中上完了課。四五個星期過去了，每天十五、六個小時的付出，但收效並不大，英語水平的提高也不顯著。作為一個插班生要趕上其他同學困難太大。加上沒有教材，每次上課才能拿到老師發的講義，這種教學方法也很難讓我適應。”    

    “生活的環境也不盡如人意。到英國留學的留學生，多數都是住在學校所安排的英國人家裏，我也不例外。本想住在英國人家裏，一來可以更多地了解英國的風俗民情，二來可以有更多的英語會話機會。但是我所居住的這個女房東家，距學校太遠，而且房費夥食費很高，每月除了要交200多英鎊房租，還要交100多英鎊飯費，兩項合起來每月的支出約合人民幣將近5000元。對于自費到英國上學的我來說，惜金和惜時同樣重要。”    

    “記得當我頭一次穿著防雨運動衣，騎著自行車到學校時，許多同學見了都大為不解：怎麼世界冠軍還騎自行車來上學？是啊，世界冠軍也是凡人，我的所有，是我用汗水換來的，它來之不易，我必須十分珍惜它。學習和生活上的困難困擾著我，我急切盼望能改變這種狀況。”    

    “剛到英國不久，我想往家寄點錢，然而到郵局拿了單子，卻不知如何填寫，郵局的人在單子上指指點點，我卻一臉茫然，我站在郵局前，兩眼發呆，我能怎麼辦？問誰去？問了，自己還是聽不懂，最後，只好悻悻而歸。”    

    “開學前，為了讓我熟悉一下環境，房東開車送我去學校轉了一圈。第二天人家不送了，我雖然買了輛自行車，卻找不到上學的路了，七拐八拐，趕到學校已經上課了。一向守時的我成了遲到生。我急得迸出幾個單詞解釋，然而解釋不明白，那滋味，那窘迫，現在都忘不了！”    

    鄧亞萍就讀的紐漢姆學院是隸屬劍橋大學的一所小學院，類似于國內的語言進修學院。這裏的學生主要以外國留學生為主，而鄧亞萍是唯一來自中國內地的留學生。    

    “剛到劍橋的那段時間，我雖然比較刻苦，效果卻不明顯。我知道，這是因為自己的語言基礎還相當薄弱，要想在劍橋這個精英雲集的學府裏站得住、學得好，更需要全力以赴地去拼搏。做學問與體育訓練一樣，沒有任何捷徑可尋，更不會有天上掉餡餅的美事兒，一切靠自己去拼去搏吧。”為了趕功課，鄧亞萍起早貪黑，每天只睡幾小時。    

    “開始的一兩個月之內，根本聽不懂老師在上面講什麼，我把老師所有寫在黑板上的東西照抄一遍。回到家裏以後，自己再翻字典，再看。每天的生活比較單調，上課時間是四個半小時。下了課還有很多作業，吃飯對我來說好像都很費事，中午休息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我一般都不回宿舍，就是吃上午帶去的三明治，然後看一會兒書。晚上經常吃的東西就是自己做的方便面條加青菜、西紅柿和雞蛋。幾乎每天都要學習到12點才能睡覺。”    

    雖然基礎比其他同學差，她總是不甘心，想超過別人。這種好勝的心理後來才慢慢開始轉變：“畢竟基礎不同，從運動員到學生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學習上升也要有個過程。”    

    回到清華，鄧亞萍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國球的歷史及發展》。從開題報告、到第一次提交論文、以至論文的最終修訂，鄧亞萍不僅每一項都達到標準，而且步步提前，趕在時間表前完成。    

    “我終于戴上了學士帽，在畢業典禮上，我用流利的英語向老師致詞。”    

諾丁漢：一看她學習的勁頭就知道她是世界冠軍

    2001年9月，鄧亞萍從清華走進英國諾丁漢大學攻讀碩士。“原本更喜歡劍橋，那裏風景可人，令我心醉。可我還是投奔了諾丁漢大學，因為諾丁漢大學有全英國最棒的外語係。”    

    “導師對我不太了解，似乎有些不放心，擔心一個運動員能否完成學業。我懇切地對導師說：我可能比您的其他學生基礎要差，請你多費心了，別人能聽懂的課程，我可能要兩次甚至多次，別人需要一年，我可能需要一年半甚至兩年。但不管費多少力、多長時間，我都要把學業拿下來！我是那種很要強，性子也很犟的人，因此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在英國，修碩士有兩種辦法。一種是類似于應試教育。就是上一門課考一門，直到通過所有課程；另外一種是跟導師做課題研究，研究結束後做論文，如果論文通過就可以畢業，我採取的是第二種辦法。比語言更難的是這裏的學習方式，和國內真是大不一樣。我有自己的導師，但並不經常見面。往往是他給我提供一個閱讀書目清單，我自己到圖書館或大學找書，然後閱讀。有了問題才和他預約見面、答疑。開始時，我很不習慣這種方式。而且我修的方向是‘中國當代研究’，一個似乎和體育無關的冷門專業，即便圖書館裏也不一定有相關材料。這樣，我就必須在不同的圖書館和大學裏去找。不過，現在看來，這也是我在國外學習的重要收獲之一。新的學習方式讓我學會了在紛繁復雜的情況下找到實現目標的辦法。”    

    “打球的時候，視力兩眼都是1.5，上學以後下降得很快，現在有一只眼已經0.6了。學習和打球相比完全是兩碼事，睡眠不足，上課總是犯困，眼睛睜不開，越坐越困，恨不得用根棍兒把眼皮撐起來。可對面坐著的是老師，你又不可能睡覺，更不可能溜號。剛開始時這種感覺特別明顯，後來慢慢適應了這種生活，知道該怎樣安排好作息，找到一些規律。”    

    “我的研究課題是《從小腳女人到奧運冠軍》，例子用的就是中國女子乒乓球隊。為了研究這個課題，我閱讀了一些對中國女運動員的研究材料，大部分是外國人寫的。這些外國人並沒有真正了解中國女運動員的生活和成長經歷，因此他們的研究並不到位。我希望能夠從我開始，有人真正關注中國婦女和中國女運動員的研究。我也希望通過在國外學習，在工作中便可以盡量避免由于東西方文化差異而引起的誤會，以便更好地介紹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而在國際體育界，能讓人理解你的見解，接納你的主張並非易事。”    

    學習上的她拿出打球時的勁頭。按說老師安排的課程已經呈飽和狀，每周天天有課，周末的作業也不輕松，做罷作業還要準備下一周的課，周而復始。可她還是覺得“吸收”得不夠。    

    也難怪，她心裏真的是著急。鄧亞萍剛撂下球拍兒，就成了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一位年輕的委員，她恨不得赴會時能立馬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于是，這位乒乓球世界冠軍心底悄悄萌生著願望早一點進入高級班，明年向Master（碩士學位）進軍。    

    在諾丁漢大學上課的過程中，鄧亞萍總是抓住一切機會搶著發言。老師用開玩笑說從她學習的勁頭可以看得出她是一個世界冠軍。“下了課，我必須匆匆趕到另一個老師那裏去做個別輔導，這是學校針對每個學生在學習中遇到的問題不同而特別安排的單獨輔導時間。每次出去開會之前，我的老師都會幫助我準備發言材料，糾正我的語音語調和演講的方式方法。另外學校還專門為我開了一門課，教我如何用英語進行採訪。在學校我過著典型的大學生三點一線式生活，和校園裏那些普通的女孩子沒有什麼區別。”    

    “這個碩士學位我非拿不可，而且一定要在國外的大學裏拿到。”那樣的話，在中國的奧運會冠軍當中，她可能又拿了一項第一。作為諾丁漢大學的一名學生，鄧亞萍每天的時間表比較緊。“除了上語言係的課，還要上英語係的課。下了課還有很多作業，中午休息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

    “過語言關對我來說還有著另外的意義。當時我是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同時還負責國際乒聯的一個項目，如果你沒有辦法跟別人交流，那麼一切都是零。同時還有一個公眾形象，就是說我畢竟代表著中國，同時代表著中國運動員，所以精神風貌是很重要的。”    

    一年後，鄧亞萍面對嚴格的考官，用英語宣讀了3萬5千字的論文——《從小腳女人到奧運冠軍》。以翔實生動的材料和清晰有力的論點論述了中國婦女及中國婦女體育的巨大發展和變化。臨場考官的一致結論是：無條件一次通過！2002年12月22日，她如願獲得碩士學位。薩馬蘭奇先生稱讚她“擁有了打開世界大門的鑰匙”。    

    至此，從1997年進入清華大學起，鄧亞萍已在校園度過了近六個春秋，並將自己當年的小學“學歷”變為研究生學歷。鄧亞萍坦言，從運動員到學生，尤其是一個留學生，她付出的努力並不亞于打球。“從對英語一竅不通到熟練地用英語與教授交流，從人生地不熟到朋友遍英國，從開始時的迷茫到後來的迎接挑戰，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但海外生活為我打開了一扇門，讓我真正了解了世界。”

    其間，她還作為北京申奧成員，赴莫斯科為北京贏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作了貢獻。    

    2001年7月13日，鄧亞萍用流利的英語向國際奧委會委員呼吁：請給中國運動員一個機會，讓我們做一次奧運會的東道主！    

再回劍橋：學習、緊張工作與速凍餃子

    知識，沒有止境。2002年，她如同一個長跑運動員，又站在新的起跑線上，開始新的拼搏——滿懷信心地攻讀劍橋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2008奧運會對當代中國的影響”，鄧亞萍的“中國研究”又得以繼續下去了。    

    2003年2月24日，正在劍橋攻讀博士的鄧亞萍又回來了，在北京奧組委，新的忙碌又開始了。“我在劍橋的導師彼德·紐倫是一位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已經研究中國經濟30余年，他深知2008年奧運會對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會有極高的經濟研究價值，他認為我回國，不僅能為祖國服務，也能為論文收集第一手珍貴材料，因此，他特批我回國邊工作，邊學習。未來的工作很艱苦，但這是非常好的機會。”    

    2004年的春節假期，她為了趕寫劍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放棄了與親人的團聚，買來一堆速凍餃子，每天的水餃餐伴她度過了假日。    

    “有人可能覺得我這是自討苦吃，甚至有人說你的榮譽多得一大把，不攻讀什麼學位，後半生照樣可以過得不錯，即使讀學位也不必那麼辛苦，甚至不妨找個‘槍手’代筆寫論文。但我讀書上大學可不是為了‘鍍金’，我上學只是要圓自己的讀書之夢。我從自己與外國朋友交往中深切感受到知識缺乏、交流不暢。盡管基礎差，我不想投機取巧走捷徑，更不要說我就讀的清華、劍橋等國際知名大學治學嚴謹，容不得弄虛作假！”    

    餃子可以速凍，人才卻難以速成。鄧亞萍學業上的成功與打乒乓球的輝煌，其實並非得益于她具備多大的天賦。恰恰相反，無論學業還是打球，她都是在先天條件不大有利的情況下，靠堅忍不拔的毅力，靠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在人生道路上不斷奪取新的金牌。    

    “我現在依然是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體育與環境委員會和改革委員會三個委員。特別是運動員委員會，委員都是很有名的奧運會冠軍，都有自己代表的權益，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唯一的亞洲委員，因此我不僅代表中國，而且還是亞洲的代表，有責任為亞洲和第三世界國家運動員爭取權益。”在鄧亞萍的努力下，運動員委員會已經向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提出在推舉奧委會委員時必須有一名（共8人）亞洲委員的建議。

    而她在劍橋的博士學業也已經到了第二年，談到學業，鄧亞萍說：“難啊，真是太難了，感覺壓力很大。一天到晚就是繃著，所以感覺特別辛苦。但我要感謝當學生的這段經歷，因為它讓我看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找到了自己新的價值。如果亞運會、世乒賽和奧運會的冠軍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滿貫，那麼在清華獲得學士學位、諾丁漢大學碩士畢業和取得劍橋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項大滿貫。”        

拼搏、拼搏、再拼搏！無論是做運動員還是做學生，鄧亞萍對自己的要求都幾近苛刻：“必須做好，我沒有理由做不好！”這就是一份自信！（來源/《大學生》雜志，作者/趙迎新 ）

以上來自新華網

打算去英國 自由時報副刊

在我們這代人的心中，王丹就是年輕人理想的代名詞。王丹也會老，也會有載不動理想的一天，但我慶幸今日的他仍能坦白而清晰地在我們面前，即使是逐漸老去。

打算去英國

                                                                     文/ 王丹

打算去英國。

目的嗎？冠冕堂皇地講，是進修，繼續深造，開闊眼界之類的。然而，心底，還是有另外一種願望。那種隱隱約約的心情，在心中飄蕩環繞，多年來一直潛藏著，等著我終於可以面對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我告訴自己：好吧，最後順從一次自己的心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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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心願，就是回到從前。那個雖然不是很遙遠，但是想起來也幾乎無從記憶的從前。那時候，我可以一個人在倫敦的街頭遊蕩，走累了就到泰晤士河邊的酒吧休息一下，下午都是喝茶的時間裡我卻要了一個啤酒；那時候，我沿著德國境內的萊茵河步行，穿過陌生的鄉村和小鎮，穿過古堡與市集，吃那種難吃到爆的北京烤鴨，拉行人為自己拍照；那時候，有精力沒有顧慮，有心情沒有壓力，聽到一首歌會沉浸進去， 看到一片湖水還會靜默片刻，喜歡的東西再貴也買得下去。那是什麼時候呢？很恍惚的一片白霧一般，令人懷疑是否曾經發生。

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人會忽然神經遲鈍起來，即使看到再美的風景，照片裡的笑容也不再燦爛；即使吃到再難吃的食物，嘴巴裡也說不出什麼厭惡的話；即使一個人在街上走著，也沒有呼吸進任何新鮮，只有吐出空虛。這是疲乏，精神，靈魂，統統如同失去彈性的橡皮筋，逆來順受，再也沒有任何反彈，沒有任何感想。連灰狗都已經不願再坐的時候，偶爾想到曾經在歐洲飄蕩的日子，簡直恍如隔世，驚訝自己也曾經那樣無所畏懼過，居然有一人旅行的興趣。於是發現，在歲月的牽扯下，人變得愈來愈懶，愈來愈能給自己找藉口。

打算去英國，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想在真正老了之前，再重溫一次過去那種沒有負擔的生活，那種充滿創造，充滿新奇，充滿探索與收穫的生活。再一次，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建立一個嶄新的生活，一切從頭開始，沒有顧忌地開始。再一次，感受那些不確定性帶來的靈魂沖洗，讓心情在大雪或者大雨中一片空白。然後，也許還可以再一次，終於在沒有交稿期限的壓力下，打開筆記本寫上一些什麼，寫完後滿意地去睡。那種簡單的生活，那種因為失去保障而顯得張力十足的生活，再一次，讓我可以感受到一些已經很久沒有感受過的瞬間。

有一天，我們真的會慢慢老去，所有這些敏感和觸摸，這些試探與冒險，我們都會力不從心，都會望洋興歎。在那之前我們都應當給自己一個機會，讓自己能夠再年輕一次。那也許沒有實際的收益，或者也是一種生命的浪費，然而，有些東西是無法用成功的標準來衡量的，有些價值也是沒有標準的。不去計算，漫不經心地開拓一個新的世界，這不就是年輕的特質嗎？我打算去英國，打算在無法回到從前之前，回到從前一次。

英雄失敗的悲劇故事 轉載自中時副刊

                                                                        文  楊照

德國思想家班雅明在他著名的文章「說故事的人」之中，給了「故事」一個簡明的描述，「故事是來自遠方的親身經歷」，班雅明要強調的是，故事會那麼迷人，至少曾經那麼迷人，因為故事訴說的內容不是會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日常經驗，同時，故事卻又和說故事的人，或和說故事的人認識的人，有著明確的切身關係，所以能夠引發聽故事的人的共鳴感受，不會只是身外遙遠空想的情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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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年人讀「哈利波特」，往往只覺得羅琳「真會掰」，掰出來的車站、學校、掃把遊戲真有趣；可是一個被「哈利波特」吸引的小孩，心中不會有「掰」的概念，他隨著霍格華茲學校裡發生的事變動情緒，那些情緒對他而言，再真實不過。因而我們了解了，其實會不會有班雅明講的「故事效應」，不完全取決於說故事的人說了什麼樣的故事，而在聽故事的人，用什麼樣的心態對待這些故事。

一九六五年，古巴的卡斯楚發動了一場農業群眾運動，要求古巴全國上上下下投入於甘蔗生產，將國家發展的基礎寄望在蔗糖大增產上。卡斯楚希望短期內將古巴的蔗糖產量提升到一年一千萬噸，那就可以藉由外銷蔗糖得到的利潤，償付對蘇聯的欠債，讓古巴的經濟不需一直依賴蘇聯提供的資本與技術援助。

為了達成這目標，從不識字的小孩，到大學教授，政府官員到高級工程師，超過一半的人口，都被動員下到蔗田或製糖場勞動，弄得大家「聞糖色變」。

然而，農業生產畢竟有太多無法用意志與人力強迫改變的部份，毛澤東五○年代在中國搞的「大躍進」是最明顯的例子。卡斯楚的試驗，進行了五年後，非但沒有達成一千萬噸蔗糖的生產目標，還帶來了整個農業部門荒欠的危機。

一九七○年，卡斯楚在一場電視轉播的演說中，向古巴人民承認蔗糖增產計劃失敗，不會有一千萬噸蔗糖，不會有高額外匯注入，獨立於蘇聯債務之外的經濟自主不會出現，貧窮與依賴的情況也就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完全不同於毛澤東封鎖「大躍進」帶來的飢荒，用上中國共產黨所有控制手段扭曲所有事實，卡斯楚整整花了三個小時，詳細跟古巴人民訴說蔗糖增產計畫每個過程中，他的想法他的努力和他的煎熬感觸。當時和古巴人一起盯著電視從頭看到尾的一位墨西哥女作家如此形容：

「他堅決的抑制一定要大家理解他的想法，將他的思考過程徹底公開，把一個觀念講了又講，一直到確認整個島上沒有一個人不清楚不明白，而且島上每個人彷彿都跟他一起走過了那段歷程。雄辯的修辭、無盡的凝視眼光，具備了惑人的魅力。連他的失敗都同樣有魅力。看著承認失敗的卡斯楚，就像是看著一位赤裸空手的英雄在競技場裡等著獅子致命的攻擊。三小時中，我陷入一種奇異的寧靜歡悅中，被卡斯楚無窮無盡的話語和他展現的巨大痛苦淹沒了。」

卡斯楚把愚蠢的政策，講成了一個英雄受難痛苦的故事。他的痛苦，巨大的、更高層次的痛苦，超越了古巴人民自身承受的犧牲，而且他的痛苦是真實的，是一樣受苦的古巴人民可以體會的。卡斯楚靠著訴說了一段「來自遠方的親身經歷」，靠著把自己化身為精采的「說故事的人」，解除了自己政治生命上的一場大危機大風暴。到今天，毛澤東的「大躍進」一直都還是他歷史評價上的超級大污點；相對地即使是卡斯楚的政敵，都很少將「蔗糖大增產運動」講成是卡斯楚的主要罪狀了。

失敗讓人厭惡，然而英雄失敗的悲劇故事，卻會引來同情與諒解。

原文載自中時文藝村之三少四壯集

隱沒福爾摩沙山林 轉載自中時副刊

今天在中國時報副刊看到的好文章

隱沒福爾摩沙山林──江蕙、在阿里山山區失蹤的紐西蘭青年和他的父親
/劉克襄

2OO2年當你回到紐西蘭時，你寫了一封簡短的信，希望友人能把這封感謝函，轉交給Hui Judy（江蕙）。你還想當面感謝她，感謝她的歌聲，一個清楚的台灣印記，伴你渡過生命裡最悲痛的一段時光，給你繼續尋找孩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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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你的信裡，我第一次聽到江蕙的英文名字：Hui Judy。
　那是1999年冬末春初之交，你，費爾．車諾夫斯基，在聽不懂台語和國語下，飄泊於阿里山山區時，不斷地聽到了，各地都在播放著她的閩南語歌曲。
　我對照了那一年初，江蕙的歌唱表演。那時她正巧出版了「半醉半清醒」，這張紅透大街小巷的唱片。你後來購買的就是這一張嗎？
　我著實難以想像，你如何壓抑悲傷，反覆地聆聽著江蕙的歌曲。一邊繼續在這個異國的偏遠森林，尋找你失蹤的孩子，魯本。你似乎從第一回聽到時，就獲得了幽微的鼓舞力量，因而牢記著她了。
　我們的第一次碰面，是在祝山。一個寒冬早上五點初頭的清晨。很多遊客搭乘支線火車到來，瑟縮地端著熱食，擠在觀日台等待日出，你也在那兒悄然現身。
　我還清楚記得，那時你披著一頭長髮，衣著簡單，蓄滿亂鬍，胸前掛著一個醒目的告示牌。遠遠看去，彷彿散播福音的落魄傳道者。乍見時，我直覺，大概只有狂熱的宣教士，或者摩門教徒，才會這麼一大早到來。
　等走近你細瞧，才赫然看見，那告示牌上，印著失蹤已經近一年，魯本的半身像。
　你不斷地朝觀光客群走去，不斷地微笑著，以簡單的中文問候，「你好！」然後，展示紙板上的照片和英文，也有別人幫你寫的中文：
　「你有沒有見過，這位紐西蘭金髮青年，他叫魯本。我是他的父親，從紐西蘭來……」
　當我看到這個手寫的內容，想及去年十一月，魯本的失蹤，不禁別過頭去，很怕你看到我的難過。

　日出之前，一位走江湖賣膏藥的攤販，一如過去持著一款藥品在兜售，但大概是受到你的感召吧，這回站在欄干前，向群眾大喊時，居然講出這樣的內容：
　「我手上拿的是來自玉山東峰的雪蓮，非常的珍貴。但今天我不想賣了。今天，我要特別跟你們介紹，頭前的這位金頭髮的阿都老伙仔。咱們不要看他這樣子，好像耶穌一樣，他是真心真意來咱阿里山，找伊後生。今日我不做生意了，你若有能力，在深山裡，找到一個金頭髮的年輕人，一定是阿都仔Ｅ囡仔。你若找得到，拜託你來找我，你不但會有獎金，我還會把我這些珍貴的藥材，全部送給你。」
　你雖然聽不懂台語，但看到這位江湖台客如此賣力的宣傳，勢必了然這個人是在幫忙。或許，無濟於事，但你仍投以感激的眼神。
　

　我遇到你時，你在阿里山，大概已經滯留一個多月了，沿著古老的阿里山鐵道旅行，從低海拔到高海拔的村鎮，一路上有許多當地人，都在熱情地幫忙你。相信這時，你已經非常熟悉江蕙的歌曲。你在信上說，雖然你聽不懂她在唱什麼，但那優美的旋律和淒清的唱腔，讓你有著療傷的心情，支持你繼續尋找孩子的勇氣。
　魯本是在1998年11月中旬，隻身來台旅行的。據說他最早的旅行計畫是要到雪山，但是後來改變行程，前往阿里山。他想以徒步旅行，橫越某一條山路。
　為何他會選擇台灣的山岳旅行呢？原來，在紐西蘭時，他就是經常縱走山林，台灣多高山，相信魯本對這塊地理情境類似家園的山水，在行前一定充滿嚮往吧。
　但12月4日，你們發現，魯本走入森林之後，音訊杳然，並未按約定返國。我們發動了數千人，查遍了阿里山山區，竟也找不到他的蹤影。
　根據當地人的見證，魯本最後登記下榻的旅店，在沼平車站附近，隔天有人見證，他曾探詢前往眠月線的方向。很可能，他想循此一荒廢的鐵道下切山谷，走訪偏遠的豐山村，也可能是更北的溪頭。
　登山健行最忌諱，獨自進入陌生的荒野山區，但自然旅行，有時一個人的流浪和放逐，更能體驗私我和自然的關係。這種辯證很兩難，危險的降臨跟心靈的發掘往往只是一線之隔。不知二十五歲以前，魯本在紐西蘭是否也曾這樣和森林對話，獲得生命的啟發。我們的教育裡，其實是很缺乏，也排斥探險的。
　從他選擇一個人，走進阿里山荒涼陌生的森林，這樣的勇氣和精神，想必是多年的習慣和養成。歐美年輕的自助旅行者，進入台灣的高山，獨來獨往者還真不少。我很好奇，這樣追尋自我的學習，父母和師長扮演著哪樣的角色？比如你，做為一個父親，又如何從旁給予意見。
　

　摒除自然教育這一環，從登山的經驗，魯本這趟最後的旅行，有兩個關鍵的因素，頗值得日後年輕的山行者參考。
　從報紙的資料，我很驚訝，魯本使用的竟是一本十幾年前出版的英文旅遊書，而非精密的登山路線圖。這種通俗的指南，登山地圖往往相當簡略，路徑亦畫得模糊。
　熟悉此山區的人也深知，縱使擁有本地最翔實的地圖，山區的路線恐怕還有待實際的驗證。若無嫻熟山路的帶隊者，很容易就迷途。但魯本不知，信賴地按圖索驥。可能因而在山裡迷失，最後出了意外。後來，你也對一些旅遊指南的誤導氣憤不已，直指道，「這本書害了我的兒子，這是一本壞書！」
　再者，魯本既然來到阿里山，應該多探問一些訊息的。若遇到一個本地有經驗的登山人，想必都會勸阻他單獨前往。
　我在祝山遇見你時，正埋首撰寫旅遊指南。對這條鐵道支線還算熟悉。沿著它，在即將完成的登山地圖裡，我小心翼翼地沿著鐵道旁，畫出四條向左下切的山徑，過去的地圖只有兩條。
　第一條是通往鄒族來吉村落的縱走，要翻過惡靈之魂集聚的小塔山。第二條經過石夢谷到豐山，名字好聽，一般人卻不敢獨行。第三條早年救國團縱走的傳統路線，中途有千人集聚的大石洞，原始而崎嶇難行。還有第四條，叫溪阿縱走，以前成千上萬像我這年級的人，都曾走過。賀伯颱風之後，山路就崩壞了。
　這四條路，如今以我的登山認知，無疑是台灣中海拔山區最為兇險的地方。除了地圖畫得謹慎，我絲毫不敢掉以輕心，還加註了詳細的文字說明。只是，旅遊指南不會呈現作者的心情。魯本可能不知，台灣的旅遊指南很少翻新，更何況是地圖的資訊。他從地圖找到的山徑，從半甲子前迄今，就不曾再變更了。


　在台期間，你還主動配合警方，到阿里山每一角落探尋，雖然語言不通，但還是挨家挨戶，向沿路的人比手畫腳，甚至親自上電視，向我的同胞求援。
　後來，我又在奮起湖老街遇見你。你的穿著和打扮仍是老樣子，遠遠地便清楚認出。其實，那時整個阿里山鄉的人都認識你，也對你充滿敬意。
　這條老街就有賣江蕙的唱片，你是在這兒買的嗎？也不知那時，你是否聽懂了江蕙的歌詞了，「啊/心塊半醉半清醒/自己最明瞭」。或許，你根本不知道這是一首情歌呢！
　但你提到，這首歌雖然不知道歌詞意境，卻被那憂傷的旋律感動，那是跨國界和跨文化的，語言不再重要。那旋律讓你的靈魂震懾，在旅程中不僅撫慰你的傷痛，也讓你透過歌聲，感受到台灣人的溫暖。


　按理台灣是個傷心地，你應該不會再回來的。但相隔一年，你再度出現阿里山。原來，紐西蘭的台僑們透過報紙，了解你在這兒的情形，感動之餘，再集資五千美元，讓生活貧簡的你，還有餘裕，再度回來尋找兒子。
　這回你長時以豐山為家，彷彿自己也是地震的受難者，協助921大地震組合屋的重建，也跟當地村民結下深厚的友誼。同時，你還走訪隔鄰的來吉，跟鄒族人研議，如何和毛利人文化交流。你還拍攝了紀錄片，留下阿里山的美麗山水。一邊拍，一邊繼續跟失蹤的孩子對話，敘述一個魯本很想抵達的地方。
　或許是這些行徑吧，在語言不通下，你會喜愛江蕙的歌曲，我便有逐漸理解的線索。
　我在豐山旅行時，好幾位友人都提到，他們還帶你深入石夢谷，探尋一副無名的屍骨。儘管你也是登山好手，在這趟山路之行裡，還是摔了好幾次。相信這樣的深入，你更能了解自己的孩子，走進阿里山森林時遇到的狀況。
　你從未怨天尤人，責怪台灣的不是。你們的家庭教養和文化，讓你選擇了感恩和沈默。我想魯本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勢必也跟你一樣，擁有對異國文化和山水的熱愛。要不，就不會跑到台灣的偏遠山區。而你們又積極地鼓舞孩子，向遠方出發。
　當你要返鄉時，接受了報紙的訪問，我更明確地獲得了答案。當白目的記者問你，「請問這回來台尋找兒子，有何感想？」你誠摰地說，「我很欣慰，自己的孩子的最後，是在台灣的山區結束。」
　這句話是我聽過最動容的回答。當我們的年輕人，愈來愈不想往自己的鄉野旅行，整天夢想著遠飛歐美時，我原本好想問魯本，到底是什麼樣的驅力，讓他不辭千里，來到一個比你們家園還小的島嶼，更願意冒險深入阿里山。如今我深信，你已經幫魯本回答了。


　對了，我突然想告訴你，你回來隔年，江蕙又出版了「風吹的願望」。以前她的歌詞和曲風都以悲苦的戀情為主，這張專輯曲風輕快，還是她較少選唱的領域，或許你應該聽聽，同時知道歌詞的內容。
　我總覺得，那好像在描述你和魯本的感情。比如：「伴到你飛過一山又一山/牽到你飛過一嶺又一嶺/有一天你會看遍/這個花花世界/甘是你放底心內的願望」


　2002年當你回到紐西蘭時，你寫了一封簡短的信，希望友人能把這封感謝函，轉交給Hui Judy。你還想當面感謝她，感謝她的歌聲，一個清楚的台灣印記，伴你渡過生命裡最悲痛的一段時光，給你繼續尋找孩子的力量。
　我不知道，後來江蕙是否有收到這封信。收到那封信時，是否也知道，這個異國青年失蹤於台灣山區的深層意義。


　那段時間，我在阿里山的旅行，想到你們父子跟台灣的情緣，暗自決心把感觸寫下。時隔多年，或許江蕙小姐也該知道這段往事吧！

好文來自中時藝文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