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thing the lord made

科裡的老師在morning meeting上隨口提到了這部電影，講的是Blalock–Taussig shunt這個手術被研究出來的故事。恰巧適逢乍離PICU的空檔，有點時間就找來看了。

電影的故事很簡單，外科大師Dr. Alfred Blalock與小兒心臟科醫師Helen Taussig合作，突破了當時醫界固有的迷思，以shunt的概念改變血流循環的路徑，藉此幫助俗稱『藍寶寶』--亦即Tetrology of Fallot—的病嬰。但是，既是破壞人體原本的血液循環，又要在小嬰兒身上動手術，技術上的困難度非同小可。所幸Dr. Alfred Blalock的研究助理Vivien Thomas巧手堪奪天工，不但在實驗動物身上成功建立了tetrology of Fallot的模型，更在動物身上試驗了Blalock–Taussig shunt的手術。Dr. Blalock在1944年成功地在藍寶寶身上完成了該手術。自此，tetrology of Fallot不再是讓醫生束手無策的絕症。可惜非裔的Vivien Thomas儘管天分過人，卻沒有醫學院的文憑。在那個種族歧視仍嚴重的年代，Vivien Thomas的貢獻被隱匿在掌聲之後，成為無名英雄。多年之後，Johns Hopkins 大學授予Vivien Thomas榮譽博士學位，他的畫像就擺在Dr. Blalock的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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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還是很會操縱情緒的，比如說第一例Blalock–Taussig shunt成功的時候，或者Vivien Thomas被授予學位的時候，看著還是忍不住要小哭一下。但真正感動我的是三位大師的人格特質。電影中的Dr. Blalock被描寫成一個大膽，自信，但脾氣暴躁的醫師。在他與Thomas的合作初期，幾度的摩擦幾乎讓Thomas拂袖而去。即便他自負又情緒化，他還是看見了Thomas的才華與價值，願意道歉挽留。Vivien Thomas跟隨Dr. Blalock來到Johns Hopkins時，必須忍受種族歧視從後門進入研究大樓，使用colored people專用廁所，不時還要兼職當服務生。當劃時代的手術震驚全國，他卻發現自己被遺棄在榮耀與光環之外。失志的Thomas黯然求去後仍無法忘情於手術，決定「忠於自己所愛」，又回到了Dr. Blalock的團隊。在20世紀前半葉，Dr. Helen Taussig是少見的女性醫師，今日女醫師仍在面對的挑戰與質疑在當年想必更盛，而她更選擇了小兒心臟科的艱難領域。面對一群當時醫界咸以為「必死無疑」的病童，她所忍受的譏諷只怕不少與後半生的掌聲。

成功，不只是偶然發生在很厲害的人身上而已，They really deserved it.

看完電影，眼眶濕潤的同時，其實感到有些慚愧。即使才在這個領域裡起步，我已經開始學習看破生死。同樣是加護病房的病童，有些孩子不用幾天就渡過了危險期，有些孩子卻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被大家認為「沒什麼機會」。這樣的孩子，即使是再積極的救治也常常無濟於事。突破萬難將病人從鬼門關救回來固然非常有成就感，但長期抗戰後終究應驗了當初「解命」般神準的判斷也難免教人沮喪。天命不可違」，那初生之犢天不怕地不怕的鬥志也就渺小了。

當年在Dr. Taussig眼前死去的藍寶寶不知凡幾，但她反而更努力地去尋找解答。如今，terology of Fallot已經不是讓人聞之色變的先天性心臟病。Blalock–Taussig shunt和它的改良版本開啟了無數先天性心臟病的治療契機，許多比terology of Fallot複雜更多的心臟病也不再是絕症了。今天大家習以為常的技術，在不遠的六十幾年前可是挑戰了當時的鐵律。醫學需要嚴謹，突破卻需要狂野，想到這不禁莞爾。

電影終究是電影，許多地方難免簡略，或許該找時間來讀讀Vivien Thomas的自傳吧。